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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第一位代表中国政府在WTO出庭辩论的中国律师。今天讲三个主题词：成长、产业和历史。

第一个主题词是“成长”。2016年2月19日，正值中国入世第15周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采访我们团队的文章——《随中国入世一同成长》。“成长”这个词用得挺好。中国律师的成长方向：从国际案件的后台走向前台，从早期的“不说话”到出庭辩论、参与规则制定。

第二个主题词是“产业”。1999年入行，我做过贸易救济（反倾销反补贴）案件，也做过投资项目。回头看，我亲眼见证了中国攀登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过程。2000年代初期，我们代表的是农产品企业，如大蒜、蜂蜜、苹果汁、小龙虾、蘑菇罐头。这些产品附加值有限。后来是初级工业品，如打火机、轴承、纺织品、服装，以及冷轧板卷、热轧板卷、中厚板等初级钢铁产品。随后进入了复杂工业品领域，如彩电、轮胎、光伏、机电产品。现在则进入了高端产品：2024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裁定，中国在WTO起诉欧盟；此外还有芯片案件和大飞机项目。目前机电产品已占中国出口总量的60%。

放大镜（Zoom in）下观察每个产业、企业、问题，你会看到诸多挫折、彷徨和徘徊；长时段（Zoom out）来看，你会发现这些问题最终汇聚成一个趋势——“登山”。中国产业一直在不断攀登。回顾来路，令人感慨。

 "加拿大上网电价补贴案"（Canada — Feed-in Tariff Program, DS412/426），上诉机构创造了"政府创造市场"的概念。这个案例让我们进一步思考“有为政府”与“有效市场”的关系。亲历多个产业的变迁，我深感“有为政府”核心在于“创造市场”与“维护市场”。具体的胜出者、技术路线，应由残酷的市场竞争决定，而非由政府设计。政府负责创造市场、制定规则，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：“自由市场不是免费的”（Free market is not free）。维护自由市场的代价巨大且昂贵，任何单一市场主体都无法承担，只能由政府来支付这笔成本。    最后讲“历史”。管理大师德鲁克（Peter Drucker）曾写过一本名为《旁观者》（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）的回忆录。我不太喜欢bystander（旁观者），我更喜欢的是by-observer（躬身入局的观察者）。我们律师不能是bystander。我们必须躬身入局，维护当事人的利益。同时，我们又必须具备不同于当事人的视角，做一个冷静、客观、理性的by-observer。

中国的国际法律师，不仅是为了谋生，更是亲历历史的过程。1999年入行至今，我亲历了中国入世25年的历史。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产业史，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成长史。我深感何其有幸、何其壮哉！

所有的律所都会宣传自身历史悠久、人员多、规模大、排名高。那么，金诚同达的差异化在哪里？我总结为三点：

1. 涉外领域最好的律所之一：商务部在2024年招标律师库时，列出了律所的排名。我们贸易救济第一，争议解决第一，贸易壁垒第二，投资第三，综合排名第一。商务部排名的背书，是对我们综合能力的客观认可。

2. 打通中国企业出海的全链条需求：中国企业目前遇到的问题往往需要综合解决方案，而不是单一维度的“诊断”。我们律所内部已实现跨境投资、贸易、合规和争议解决四个领域的打通，第一时间就能调配相关专业人员。

3. 团队极其稳定：金诚同达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已经执业27年。我们律所像田予律师等第一代创始人11人，退休了也没人离开这个所。律所行业分家是常态，我们是“奇葩”——在一起工作至少十年，有的甚至十五、二十年以上，具备充分的信任基础。在别的所合作先谈怎么分钱，我们不需要。

（与外国同行的竞争）你跟我比技术，我跟你比时间；你跟我比时间，我跟你比不睡觉；你跟我比不睡觉，我跟你拼命。

我认为首先要谈“钱在哪里”。中国的整体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，很多人的感受是凉意，大部分律所收入也在经历下行。但符合趋势的法律业务是在上升。2024年和2025年我们选出的最佳业务部门分别是争议解决、破产重组、刑事业务和国际贸易。特别是国际贸易领域，当前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下，中短期内的摩擦无法避免。中国企业在国内“卷不动”了，必须出海。出海的毛利率高、机会多，这就给了涉外律师很多机会。有趋势就有增量，有增量才能付得起更高的工资。

律师业务不仅仅是谋生，也是为了“谋国”。在过去20多年的执业经历中，我亲眼见到中国的客户的产业从农产品到高端工业品，从草莽时代筚路蓝缕成长起来的过程。你能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，还有难以言喻的畅快感。如果能把这些成长故事记录下来，留给后人作为珍贵的实证记录，这种价值不是金钱能带来的。

WTO业务的性价比不高。不能说它不赚钱，但投入同样的时间和人力，在其他项目上赚到的钱可能要更多。因此，律所内部必须有一种机制，让这种业务的价值得到认可。也就是说，它产生的溢出效应能让别人受益，而别人也认可这种价值。如果没有这个机制，我能到别处赚更多的钱，为何还要做这个？如果不认可这个业务的价值，就不具有可持续性。这是一个经济机制问题，没有这个机制，讲情怀不可持续。

WTO业务溢出效应非常明显。首先是个人和团队能力的大幅提升。处理WTO案件对我助益良多，我的“第二次法律能力培训”就是来自于WTO。例如，我曾作为中国法律专家参加南非某案，撰写的法律意见书，南非大律师看完后未做任何修改。因为我是按照WTO的格式、文字和逻辑来写的，直接就能提交法庭。其次是它丰富了个人和团队的业务视角。中国企业走出去，遇到的往往不是单一的技术性问题，而是需要综合施策。企业视你为战略幕僚，你给出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战术点，而是从宏观战略考量到微观战术执行，甚至是更具体的战役规划。代表政府和企业处理各种复杂案件后，你的思考会变得更加完整，即麦肯锡咨询常用的“MECE原则”（相互独立、完全穷尽），纵向横向都考虑到底。这样企业的高层才会与你“同频”对话，而非视你为一个技术供应商。

 我以为法律的“好玩”在于独立思考带来的“顿悟时刻”，这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情。对于法律问题本质和极限的追求，是独立思考中的极大乐趣。半夜突然想通一个问题，那种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痛快感无可比拟。    对我而言，追究国际法特别是WTO问题的本质，停留在条文或先例上不够，要追溯到哲学的本源，去思考伦理学、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的问题。如此方能站在“不可撼动”的角度进行辩论。只有在人类共同认可的基础之上谈论规则，观点才有根基，而不是停留在文字游戏层面。

我常跟同事们讲，总结的内容超过五点不行，必须退回重新考虑。总结在三点甚至一点，才说明你对问题有深入思考。本质的问题往往简单。只有简单明了，客户才能一听就懂、一懂就会。

参与模拟法庭比赛，我不是“盲审”的评委，我会提前研读案情。我的乐趣在于找到案件的本质问题，然后把同学们“放在地上摩擦”。看到他们被难住时我特别开心。

每次与学界老师的交流，都带给我启发。虽然可能没有某个特定的“顿悟时刻”（Aha moment），但这种触类旁通的激发是持续的。律师需要形成结构化思维，而老师们天马行空的思考能从方法论和结构上给我提供新的激发。这与平时工作中获取新案例、新知识点的补强是不一样的。

田予律师是行业中罕见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律师。我们团队现在的领袖杨晨律师也是如此。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于“居安思危”，始终着眼于未来。老田90年代从政法大学离职创业。当年做外商直接投资（FDI）收益颇丰，但他认为不能只停留于此，遂于1999年开始布局反倾销和私募股权（PE）投资两条线。这两条线最终形成了极具战略眼光的“对冲”布局。贸易线：从进出口双反到WTO争端解决，再到国际争议解决。投资线：从早期的FDI、私募股权、境外上市和并购，到人民币基金和对外投资（ODI），再到国际协定谈判和投资仲裁。这意味着无论经济上行下行，我们都有事做。甚至老田退休后，还在'吭哧吭哧'地带着团队研究数字经济，为未来寻找新的增长点。

律师的职业生涯往往呈“几”字型：早期爆发，稳定期平台化，至一定年龄后因动力不足或接班人断档而断崖式下跌。但老田的团队一直在往上走，这源于居安思危的开拓精神。

我读到DS295案美方的第一次书面陈述，每一句话都有出处，事实、条文、先例或逻辑推理，没有一句无出处。当时的感觉是：“这才是法律”。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     我想起欧盟律师James Flett讲过的关于法律理想主义的话。理性的法律人皆怀有一种理想主义，即人类文明能够凭借这样的一套法律机制进行博弈，而不是比谁的拳头硬、谁的肌肉强。用理性、法律和先例来进行辩论，这种机制是非常难得的，这是人类的文明所在。当然，我们最近这几年也知道了，如果太理想主义就会变成书呆子。你不能只讲情怀，也要学会如何与不按规则出牌的人打交道。这样才能真正维持平衡，维护人类的文明。光讲理想是不足以保护这个体系的。

我一直把WTO和人生都归结为一个主题词，那就是“成长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体会到了个人成长，也观察到了中国企业、中国法治以及中国政府的成长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：“既是谋生，也是为国”。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。